第七章（1/2）

五月里，战争结束了。政府在言过其实的公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，说要严惩叛乱的祸首；在这之前两个星期，奥雷连诺上校穿上印第安巫医的衣服，几乎已经到达西部边境，但是遭到了逮捕。他出去作战的时候，带了二十一个人，其中十四人阵亡，六人负伤，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跟他一起的只有一个人——格林列尔多·马克斯上校。奥雷连诺上校被捕的消息是特别在马孔多宣布的。“他还活着，”乌苏娜向丈夫说。“但愿敌人对他发发慈悲。”她为儿子痛哭了三天，到了第四天下午，她在厨房里制作奶油蜜饯时，清楚地听到了儿子的声音。“这是奥雷连诺，”她一面叫，一面跑去把消息告诉丈夫。“我不知道这个奇迹是咋个出现的，可他还活着，咱们很快就会见到他啦。”乌苏娜相信这是肯定的。她吩咐擦洗了家里的地板，重新布置了家具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不知从哪儿来的消息（这一次没有发表公告），可悲地证实了她的预言。奥雷连诺已经判处死刑，将在马孔多执行，借以恐吓该镇居民。星期一早上，约莫十点半钟，阿玛兰塔正在给奥雷连诺·霍塞穿衣服，乱七八糟的喧哗声和号声忽然从远处传到她耳里，过了片刻，乌苏娜冲进屋来叫道：“他们把他押来啦！”在蜂拥的人群中，士兵们用枪托开辟道路，乌苏娜和阿玛兰塔挤过密集的人群，到了邻近的一条街上，便看见了奥雷连诺。奥雷连诺象个叫花子，光着脚丫，衣服褴楼，满脸胡子，蓬头垢面。他行进的时候，并没感到灼热的尘土烫脚。他的双手是用绳子捆绑在背后的，绳端攥在一个骑马的军官手里。跟他一起押着前进的是格林列尔多·马克斯上校，也是衣衫破烂、肮里肮脏的样子。他们并不垂头丧气，甚至对群众的行为感到激动，因为人们都在臭骂押解的士兵。

“我的儿子！”在一片嘈杂中发出了乌苏娜的号陶声。她推开一个打算阻挡她的士兵。军官骑的马直立起来。奥雷连诺上校战栗一下，就停住脚步，避开母亲的手，坚定地盯着她的眼睛。

“回家去吧，妈妈，，他说。“请求当局允许，到牢里去看我吧。”

他把视线转向踌躇地站在乌苏娜背后的阿玛兰塔身上，向她微微一笑，问道：“你的手怎么啦？”阿玛兰塔举起缠着黑色绷带的手。“烧伤，”她说，然后把乌苏娜拖到一边，离马远些。士兵们朝天开了枪。骑兵队围着俘虏，朝兵营小跑而去。

傍晚，乌苏娜前来探望奥雷连诺上校。她本想在阿·摩斯柯特先生帮助下预先得到允许，可是现在全部仅力都集中在军人手里，他的话没有任何分量。尼康诺神父肝病发作，已经躺在床上了。格林列尔多.马克斯上校没有判处死刑，他的双亲算看望儿子，但是卫兵却用枪托把他俩赶走了。乌苏娜看出无法找中间人帮忙，而且相信天一亮奥雷连诺就会处决，于是就把她想给他的东西包上，独个儿前往兵营。

卫兵拦住了她。“我非进去不可，”乌苏娜说。“所以，你们要是奉命开枪，那就马上开枪吧，”她使劲推开其中一个士兵，跨进往日的教室，那儿有几个半裸的士兵正在擦枪。一个身穿行军服的军官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，脸色红润，彬彬有礼，向跟随她奔进来的卫兵们打了个手势，他们就退出去了。

“我是奥雷连诺上校的母亲，”乌苏娜重说一遍。

“您想说的是，大娘，”军官和蔼地一笑，纠正她的说法。“您是奥雷连诺先生的母亲吧。”

在他文雅的话里，乌苏娜听出了山地人——卡恰柯人慢吞吞的调子。

“就算是‘先生’吧，”她说，“只要我能见到他。”

根据上面的命令，探望死刑犯人是禁止的，但是军官自愿承担责任，允许乌苏娜十五分钟的会见。乌苏娜给他看了看她带来的一包东西：一套干净衣服，儿子结婚时穿过的一双皮鞋，她感到他要回来的那一天为他准备的奶油蜜饯。她在经常当作囚室的房间里发现了奥雷连诺上校。他伸开双手躺在那儿，因为他的腋下长了脓疮。他们已经让他刮了脸。浓密、燃卷的胡子使得颧骨更加突出。乌苏娜觉得，他比以前苍白，个子稍高了一些，但是显得更孤僻了。他知道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：知道皮埃特罗·克列斯比自杀；知道阿卡蒂奥专横暴戾，遭到处决；知道霍·阿·布恩蒂亚在粟树下的怪状，他也知道阿玛兰塔把她寡妇似的青春年华用来抚养奥雷连诺.霍塞;知道奥雷连诺·霍塞表现了非凡的智慧，刚开始说话就学会了读书写字。从跨进房间的片刻起，乌苏娜就感到拘束——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，他那整个魁梧的身躯都显出极大的威力。她觉得奇怪的是，他对一切都很熟悉。“您知道：您的儿子是个有预见的人嘛，”他打趣地说。接着严肃地补充一句：“今天早上他们把我押来的时候，我仿佛早就知道这一切了。”

实际上，人群正在周围怒吼的时候，他是思绪万千的，看见这个市镇总共一年就已衰老，他就觉得惊异。杏树上的叶子凋落了。刷成蓝色的房屋，时而改成红色，时而又改成蓝色，最后变成了混沌不清的颜色。

“你有啥希望吗？”她叹了口气。“时间就要到了。”

“当然，”奥雷连诺回答。“不过……”

这次会见是两人都等了很久的；两人都准备了问题，甚至思量过可能得到的回答，但谈来谈去还是谈些家常。卫兵宣布十五分钟已过的时候，奥雷连诺从行军床的垫子下面取出一卷汗渍的纸页。这是他写的诗。其中一些诗是他献给雷麦黛丝的，离家时带走了；另一些诗是他后来在短暂的战斗间隙中写成的。“答应我吧，别让任何人看见它们，”他说。“今儿晚上就拿它们生炉子。”乌苏娜答应之后就站起身来，吻别儿子。

“我给你带来了一支手枪，”她低声说。

奥雷连诺上校相信卫兵没有看见，于是同样低声地回答：“我拿它干什么呢？不过，给我吧，要不然，你出去的时候，他们还会发现。”乌苏娜从怀里掏出手枪，奥雷连诺上校把它塞在床垫下面。“现在，不必向我告别了，”他用特别平静的声调说。“不要恳求任何人，不要在别人面前卑躬屈节。你就当别人早就把我枪毙了。”乌苏娜咬紧嘴唇，忍住泪水。

“拿热石头贴着脓疮（注：这是治疗脓疮的土法子），”说着，她一转身就走出了房间。

奥雷连诺上校继续站着深思，直到房门关上。接着他又躺下，伸开两只胳膊。从他进入青年时代起，他就觉得自己有预见的才能，经常相信：死神如果临近，是会以某种准确无误的、无可辩驳的朕兆预示他的，现在距离处决的时间只剩几小时了，而这种朕兆根本没有出现。从前有一次，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走进他在土库林卡的营地，要求卫兵允许她跟他见面。卫兵让她通过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有些狂热的母亲欢喜叫自己的女儿跟最著名的指挥官睡觉，据她们自己解释，这可改良“品种”。那天晚上，奥雷连诺上校正在写一首诗，描述一个雨下迷路的人，这个女人忽然闯进屋来。上校打算把写好的纸页锁在他存放诗作的书桌抽屉里，就朝客人转过背去。他马上有所感觉。他头都没回，就突然拿起抽屉里的手枪，说道：

“请别开枪吧。”

他握着手枪猝然转过身去时，女人已经放下了自己的手枪，茫然失措地站着。在十一次谋杀中，他避免了四次这样的谋杀。不过，也有另一种情况：一个陌生人（此人后来没有逮住）悄悄溜进起义者在马诺尔的营地。用匕首刺死了他的密友——乌格尼菲柯·维斯巴尔上校。马格尼菲柯·维斯巴尔上校患了疟疾，奥雷连诺上校暂时把自己的吊铺让给了他。奥雷连诺上校自己就睡在旁边的吊铺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他想一切都凭预感，那是无用的。预感常常突然出现，仿佛是上帝的启示，也象是瞬刻间不可理解的某种信心。预感有时是完全不易察觉的，只是在应验以后，奥雷连诺上校才忽然醒悟自己曾有这种预感。有时，预感十分明确，却没应验。他经常把预感和一般的迷信混淆起来。然而，当法庭庭长向他宣读死刑判决，问他的最后希望时，他马上觉得有一种预感在暗示他作出如下的回答：

“我要求在马孔多执行判决。”

庭长生气了，说道：“你别耍滑头骗人，奥雷连诺。这不过是赢得时间的军事计谋。”

“你不愿意，那是你的事，”上校回答，“可这是我的最后希望。”

从那以后，他的预感就不太灵了。那一天，乌苏娜在狱里探望他的时候，他经过长久思考得出结论，这一次，死神很可能不会马上来临，因为死神的来临取决于刽子手的意志，他被自己的脓疮弄得很苦，整夜都没睡着。黎明前不久，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。“他们来啦，”奥雷连诺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了霍·阿·布恩蒂亚；就在这一片刻，在黎明前的晦暗里，霍·阿·布恩蒂亚蜷缩在粟树下面的板凳上，大概也想到了他。奥雷连诺上校心里既没有留恋，也没有恐惧，只有深沉的恼怒，因他想到，由于这种过早的死亡，他看不到自己来不及完成的一切事情如何完成了……牢门打开，一个士兵拿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。第二天，也在这个时刻，奥雷连诺上校腋下照旧痛得难受的时候，同样的情况又重复了一遍。星期四，他把乌苏娜带来的蜜饯分给了卫兵们，穿上了他觉得太紧的干净衣服和漆皮鞋。到了星期五，他们仍然没有枪毙他。

问题在于，军事当局不敢执行判决。全镇的愤怒情绪使他们想到，处决奥雷连诺上校，不仅在马孔多，而且在整个沼泽地带，都会引起严重的政治后果。因此，他们就向省城请示。星期六晚上，还没接到回答的时候，罗克·卡尼瑟洛上尉和其他几名军官一起前往卡塔林诺游艺场。在所有的娘儿们中，只有一个被他吓怕了的同意把他领进她的房间。“她们都不愿意跟就要死的人睡觉，”她解释说。“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周围的人都说，枪决奥雷连诺上校的军官和行刑队所有的士兵，或早或迟准会接二连三地遭到暗杀，即使他们躲到天涯海角。”罗克·卡尼瑟洛上尉向其他的军官提到了这一点，他们又报告了上级。星期日，军事当局一点没有破坏马孔多紧张的宁静空气，虽然谁也没有向谁公开谈到什么，但是全镇的人已经知道，军官们不想承担责任，准备利用一切借口避免参加行刑。星期一，邮局送来了书面命令：判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执行。晚上，军官们把七张写上自己名字的纸片扔在一顶军帽里抽彩，罗克.卡尼瑟洛倒霉的运气使他中了彩。“命运是无法逃避的，”上尉深感苦恼说。“我生为婊子的儿子，死也为婊子的儿子。”早晨五时，也用抓阄儿的办法，他挑选了一队士兵，让他们排列在院子里，用例行的话叫醒了判处死刑的人。

“走吧，奥雷连诺，”他说。“时刻到啦。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，”上校回答。“我梦见我的脓疮溃烂啦。”

自从知道奥雷连诺要遭枪决，雷贝卡每天都是清晨三点起床。卧室里一片漆黑，霍·阿卡蒂奥的鼾声把床铺震得直颤，她却坐在床上，透过微开的窗子观察墓地的墙壁。她坚持不懈地暗暗等了一个星期，就象过去等待皮埃特罗·克列斯比的信函一样。“他们不会在这儿枪毙他的，”霍·阿卡蒂奥向她说。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谁开的枪，他们会利用深夜在兵营里处决他，并且埋在那儿。”雷贝卡继续等待。“那帮无耻的坏蛋准会在这儿枪毙他，”她回答。她很相信这一点，甚至想把房门稍微打开一些，以便向死刑犯挥手告别。“他们不会只让六名胆怯的士兵押着他走过街道的，”霍·阿卡蒂奥坚持说道。“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什么都干得出来。”雷贝卡对丈夫所说的道理听而不闻，继续守在窗口。

“你会看见这帮坏蛋多么可耻，”她说。